抒情的放逐--論徐遲三四十年代的文學轉變

來源: www.411242.buzz 發布時間:2020-03-21 論文字數:46958字
論文編號: sb2020031719515529972 論文語言:中文 論文類型:碩士畢業論文
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徐遲在點評十九世紀末的頹廢浪漫主義作家里爾克時,曾對他亂世中的處境做了詳盡的描述——“一個愛女人、愛酒、愛馬的貴族家系的后裔。
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徐遲在點評十九世紀末的頹廢浪漫主義作家里爾克時,曾對他亂世中的處境做了詳盡的描述——“一個愛女人、愛酒、愛馬的貴族家系的后裔,而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苦痛、掙扎、革命、妥協、屈服,但繼續戰斗的人類中,他無疑地彷徨著,跌倒,爬起,然而他是勇敢的”① 。這種撕裂“舊我”、鑄就“新我”的痛苦與掙扎,在徐遲四十年代放逐抒情、轉向大眾詩學的心路歷程中亦是感同身受的。徐遲來自富庶的南潯小鎮,出身于一個沒落的貴族大家庭,在初登文壇的二十歲光景中,對戀愛心緒以及人世的虛妄有著近乎執著追問。青年徐遲徜徉于江南山水之間、流連于上海都會的喧囂與落寞之中,將一個浪漫且頹廢的現代派詩人的所有歡喜與憂思盡付于詩歌之中。然而,如里爾克被亂世叨擾的困窘,徐遲自由的抒情之路也很快被時代的更迭所中斷。里爾克在徐遲心目中是偶像般的存在,如他所言,偶像在過渡時代中的彷徨、跌倒復爬起,是不失勇氣的表現。徐遲本人在四十年代里,于純詩情懷和大眾化追求兩個向度的掙扎也體現了勇敢的、審慎的個人精神。作為創作者在擔負家國重任、時代使命的同時亦力求藝術上的美感,筆者以為這股超脫于時代洪流的執拗亦是詩人徐遲的可貴之處,理應得到更多的理解和關注。因而,筆者希望本次寫作可以借四十年代轉向的徐遲,將時代變革之際一代人的流變特質顯現出來的同時,也可以在對徐遲“否定之否定”特征的探究中,盡情呈現一個任時代、信仰皆無法真正馴服的純詩之魂靈。

第一章  徐遲四十年代創作轉變的具體呈現

第一節  “江南小鎮”、“上海摩登”的出走背離——主題內容的擴大化
40 年代轉變之前,徐遲創作的內容主題多為“江南小鎮”、“上海摩登”兩個代表性場域的個體性情感抒發。少年人初愛體驗下靈動的幻想、炙熱的癡迷、初愛的憂傷與甜蜜,夢幻與失落建構起徐遲作品中的所有心緒,呈現出指向抒情本體自己的“少年憂思”特質。例如,《小月亮》、《寄》等作品皆是以與援馬團北上時期,與沈淑賢的交往為情緒觸發點進行創作的,尤其是處女作《開演之前》則直接以自己與沈的來往書信為藍本創作的;而轉變之路開啟后的四十年代,徐遲的創作呈現出與前期截然不同的擴大化了的主題:先前狹小的咖啡館、電影院、馬場、公園、水鄉溪流、小巷、田野被山脈、戰場、工廠等擴大化了的意象所代替,個體內指性的情感宣泄,迅速被為集體、家國的呼喚、吶喊所替代,從指向自我的低吟變成了指向群眾的高聲呼喊。不論是抒情的場域還是表現主題,徐遲顯然已經走出了江南小鎮、摩登上海的狹小圈子,進入了擴大化了的主題表現中。這些由小到大的主題呈現主要是通過地域、意象、情感表現三個維度的更迭來全方位展現的。
一、地域的擴張:從長江一隅到廣袤大地
嚴家炎認為:“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實際上通過區域文化這個中間環節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條件,后來也是越發與本區域的人文因素緊密聯結,透過區域文化的中間環節才影響和制約著文學的”①。30 年代末,徐遲以“放逐抒情”的宣言為界,在文學創作中的地域選擇方面呈現了巨大的變革。先前狹小的江南小鎮、上海都會場景描摹在轉向之后陡然消失,作品中的表現主題繼而轉為對更廣袤的場景的歌頌,這種地域的擴張所帶來的文學流變,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地域之上的區域文化的滲透生成的。伴隨著作品中地域的擴張,在這種具備“有時隱蔽、有時顯著而總體上卻非常深刻的影響”②的區域文化主導下,作品中的環境和主人公形象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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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最強音”的高呼吶喊——語言形式的通俗化
在出走“江南小鎮”、“上海摩登”的場域,個體性指向的自我抒情轉向集體性的奔走吶喊主題過后,必然帶來形式上的巨大變革。正如俄國形式主義所推崇的觀點那樣——“形式與內容(‘怎么’與‘什么’)的約定對立,在科學研究中總是融合于審美對象。在藝術中任何一種新內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現為新形式,因為,在藝術中不存在沒有得到形式體現即沒有給合已找到表達方式的內容。”①主題內容由精致走向廣袤,詩歌的受眾亦不斷更迭與擴大,語言形式的通俗化傾向繼而成為徐遲詩歌流轉的主要方向。四十年代轉變之前,像《二十歲人》、《明麗之歌》中的詩作多是晦澀難懂的,現代派的使命之下,詩人一味追求形式的自由、內涵的開放,不專注建構和諧的意境,卻在無意的意象堆積后呈現出強烈的抒情性、高度的概括性、鮮明的形象性等特點。而轉變之后,由于文學接受對象的變更,現代派的封閉的、晦澀的語言形式迅速被通俗化的嘗試所替代,因而在轉變之后的創作中出現了明確的意指性,創作者內在的情感體驗不再通過無意識的意象堆疊展現出來,而是通過明確直接的吶喊表現出來。
一、通俗化傳統與“通俗”的勢在必行之態
夾雜在主題與受眾之間,承接著使主題流向受眾的重要引流任務,語言形式的通俗化力量不容小覷。出于對這份力量的敬畏與渴望,文學史上的通俗化傳統由來已久。早在晚清時期,語言形式通俗化的倡導已蠢蠢欲動,以梁啟超、黃遵憲為代表的維新派文人,以開啟民智、啟蒙思想的目標為己任,呼吁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進行創作,在播撒維新變法的政治思想之同時,亦為日后文學通俗化的興盛提供了可能。五四時期,革命先驅以徹底的反叛精神將統治中國文壇數千年的文言文形式推下歷史舞臺,白話文在五四先賢不知疲倦的呼號與斗爭中取得最終的勝利,這不僅是五四文學革命寶貴的遺產,更是通俗化運動進程中里程碑式的邁進。此后,文學創作中“須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語,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②的“八事”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文學創作也逐步為更廣泛的大眾理解、接受,在引介主題內容走向受眾的路途上,愈加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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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徐遲四十年代創作轉變的誘導機制

第一節“炸死了抒情”的年代——時代的誘惑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在其歷史學專著《歷史研究》一書中,曾表示文化是通過對環境的“挑戰”考驗進行“應戰”而產生的,在時代的“挑戰”之下,文學領域的激變、波瀾正是對此種挑戰的一種應戰模式。四十年代前后,中國的時局正陷入一種急切的動蕩之中,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五四以來的啟蒙話語,“救亡”主題以壓倒性的優勢取得勝利,因而,部分作家迎來其創作道路上的轉變節點,與個體化的抒情之路徹底告別,走向為集體、國家發聲的道路,而徐遲正是時代誘惑下轉變浪潮中匆忙應變的一份子。
一、過渡時代——四十年代
1939 年,在過渡的大時代來臨之際,敏感的詩人便嗅到時代主題更迭的氣息,他說這個時代炸死了許多人,又炸死了許多抒情。因而放逐抒情勢在必行。毋庸置疑,徐遲所描述的“炸死抒情的年代”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十分重要的存在,戰爭的入侵打破了自新文化運動以來羸弱的啟蒙話語。在反抗異族侵略的戰爭號角下,四十年代的“精神已經跟他舊日的生活與觀念世界決裂,正使舊日的一切葬入于過去而著手進行他的自我改造……成長著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靜悄悄地向著它的新的形態發展,一塊一塊地拆除了它舊有的世界結構”①。最終,舊日的格局被打亂,底層之上資源分配上的優越感在廣泛的、近在咫尺的“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處境面前黯然失聲。無論出生貴賤、財富多少或是知識有無,出于生存的迫切,流亡成為這一時代人共有的重要標簽。在如此黯淡的戰爭、流亡背景下,“無國”、“無家”的恐懼搶占了每個國人的心頭,因而在現世生活與內在精神的“生存”主題上都出現了不同程度上的慌亂。
正如錢理群先生所說:“20 世紀三大事件:戰爭與文學與人,共產主義運動與文學與人,民族解放運動與文學與人。本時期是這三大問題的交叉。”②敏感而又多艱的四十年代雜糅進了戰爭、共產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等諸多事件,而戰爭無疑成為在諸多事件中最具代表性與根源性的首要事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要挾與催促下,中國的社會政治形態儼然發生巨變,在此背景下繁衍生息的中國人民的生存狀態與命運際遇也隨之改變,從而督促文學表現領域與接受領域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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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近朱者赤”——馬克思主義陣營的勝利
徐遲的由現代派邁向馬克思主義文學的轉向,主要是由兩個重要節點的參與生成的,這些轉變的關鍵時刻都體現著馬克思陣營的勝利。首先,是轉變之路的開啟,40 年代徐遲身在香港,身邊交好的朋友大都是身懷共產主義理想的,像袁水拍、郁風、喬木,在這些人的影響之下,徐遲終于開始動搖,以“第二次誕生”的名義開始了解并信仰馬克思主義;然而,徐遲的轉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邁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總是經歷著眾多波折、反復。在遲疑之際,徐遲和馬思聰一起獲得毛澤東的接見,大眾詩學道路上的初探獲得權力中心的首肯,徐遲在欣喜之余,也逐漸開始剔除其思想上、創作上的現代派殘余,就此,轉變最終完成,馬克思主義陣營取得了最終勝利。
一、從“近朱者赤”到“奧伏赫變”
1938 年,女兒徐律降生,徐遲在兵荒馬亂之中倉促做起了父親。盡管一直以來的樂觀精神使他對當下的慌亂作出了最明媚的想象,但家鄉淪陷、置身孤島、挈婦將雛的窘境很快打破了他“春天總會來到,不能不播下一些種子”①的幻想,最終,在好友戴望舒的勸說下舉家遷往香港。流亡異地,舉目無親,但周圍友人云集也不能不稱之為流亡時代的一件幸事。戴望舒、穆時英、路易士等現代派好友相伴左右,昔日的下午茶活動也如火如荼的開展,但徐遲卻對這樣的生活甚感無聊與煩悶,終于,“變化隱隱約約地在到來了”②。1939 年三月初,徐遲被《時事晚報》的幾篇社論驚艷,并在葉靈鳳的介紹下,認識了社論的作者喬木(喬冠華),冥冥之中開啟了他一生的轉折之路。
四十年代的香港時期,喬木近乎是進步的文人青年“精神領袖”般的存在,此時他在《時事晚報》擔任主筆,負責撰寫國際評述與社論文章的工作,由于喬木思想進步,眼界開拓又文采斐然,很快便吸引了文藝界的關注,成為諸多流亡青年馬列主義的播火者與追求光明進步之路的引領者,而煩悶之際的徐遲正是眾多追隨者中的一份子。二人經由文字之媒相識,在未見其人只讀其文時期,徐遲贊他筆下的社論:“文筆優美,論點鮮明,不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精彩。”③初次相識,徐遲更是稱贊:“他談笑風生,出口成章,是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警句一出驚四座,叫我喜不自勝,不禁佩服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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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徐遲四十年代轉變的代價與意義 ................................ 53
第一節未完成的現代主義道路 ..................................... 54
第二節詩學思考成果 ............................................. 60
第三節由幻滅走向毀滅 ........................................... 66

第三章  徐遲四十年代轉變的代價與意義

第一節   未完成的現代主義道路
李歐梵在其《現代性的追求》一書中,以現代性的追求與否將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創造性地分為兩個階段,先是 1895—1927 的追求現代性之路,后是 1927—1949 的走上革命之路,即背棄現代性的道路。他認為,此種背離現代性的轉向道路,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壓抑了城市文學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徐遲的道路選擇如出一轍,作為現代派的代表性人物,成長中的徐遲是可以擁有扛起中國現代主義大旗的可能性的,顯然四十年代的轉向完全壓抑了此種可能性,這種向大眾詩學的妥協不僅是其個人現代性追求上的損失,亦是整個現代文學史上未能完成的遺憾。
一、歷史軸承上的現代性概念
人文學科中的“現代性”概念一直以來涵義豐富,爭議不斷。“作為一個歷史分期的概念,現代性標志了一種斷裂或一個時期的當前性或現在性。它既是一個量的時間范疇,一個可以界劃的時段,又是一個質的概念,亦即根據某種變化的特質來標識這一時段。由于時間總是延綿不斷的,激變總是與漸變錯綜糾結,因而關于現代性起于何時或終于(如果有的話)何時,以及現代性的特質究竟是什么,這些都是懸而未決的難題。”①這種懸而未決的彷徨困境無論西方、東方皆是普泛性的。盡管在現代性的定義上缺乏明晰的論斷,但其作為一種時間軸上的概念,憑借嶄新的姿態有別于過往古典范式的認同,在這一點上是鮮少爭議的。無論西方推崇的“現代性是短暫的、易逝的、偶然的,它是藝術的一半,藝術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的”②論調,還是中國學術界認可的“‘現代性’是一種社會歷史的時間觀念的產物,它是對中國古代社會、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古代文學的超越和改造,是對中國現代社會、中國現代文化、中國現代文學的召喚和創造”③觀點,都可見時間因素與現代性內涵的緊密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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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徐遲在點評十九世紀末的頹廢浪漫主義作家里爾克時,曾對他亂世中的處境做了詳盡的描述——“一個愛女人、愛酒、愛馬的貴族家系的后裔,而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苦痛、掙扎、革命、妥協、屈服,但繼續戰斗的人類中,他無疑地彷徨著,跌倒,爬起,然而他是勇敢的”① 。這種撕裂“舊我”、鑄就“新我”的痛苦與掙扎,在徐遲四十年代放逐抒情、轉向大眾詩學的心路歷程中亦是感同身受的。徐遲來自富庶的南潯小鎮,出身于一個沒落的貴族大家庭,在初登文壇的二十歲光景中,對戀愛心緒以及人世的虛妄有著近乎執著追問。青年徐遲徜徉于江南山水之間、流連于上海都會的喧囂與落寞之中,將一個浪漫且頹廢的現代派詩人的所有歡喜與憂思盡付于詩歌之中。然而,如里爾克被亂世叨擾的困窘,徐遲自由的抒情之路也很快被時代的更迭所中斷。
1939 年,徐遲在《頂點》第一期上發表了著名的放逐抒情宣言,宣言中他以新的時代精神為依托力陳放逐抒情之舉的急切與緊迫,表達了自己誓與時代精神共進退的決心。次年,在周遭好友的感染和影響下,徐遲在舍棄現代派信仰的同時接受了嶄新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以上對現代派的背離體現在徐遲的創作中亦是鮮明的,創作前期個人隱秘情感的宣泄主題迅速為更宏大的家國主題代替,詩歌中對戰爭場景的描摹成為后期不容忽視的重要主題之一。在表現方式上,現代派時期對奇特結構和繁復意象的執著以及對朦朧詩美的追求,在人民本位觀念的影響下退化為創作須通俗易懂,須為群眾喜聞樂見的單一要求。在過渡時代里,共產主義信仰將徐遲幼年時代即萌生的英雄情結點燃,這由現代派向大眾詩派的流轉不僅是徐遲個人的選擇,更是一個時代喧囂與騷動的縮影。同樣的在四十年代背景之下,徐遲轉變的主要方面以及生成這一轉變的誘導機制,于徐遲的同代人而言亦是具有共通之處的。從這一層面來說,徐遲的研究是頗具普泛性意義的。由徐遲這一創作個體切入置身時代洪流中的創作群體,考量他們在時代需要與個體欲求間的掙扎與選擇,觀察在大眾化趨勢與藝術追求之間的抉擇,進而思索時代對“一時之文學”的影響以及文學對過渡時代的應激反應,追問文學與政治的恰當距離、知識分子在文學功利化的年代里如何自處的難題。筆者以為,徐遲四十年代的轉變研究是可以承載起上述文學命題的。 
里爾克在徐遲心目中是偶像般的存在,如他所言,偶像在過渡時代中的彷徨、跌倒復爬起,是不失勇氣的表現。徐遲本人在四十年代里,于純詩情懷和大眾化追求兩個向度的掙扎也體現了勇敢的、審慎的個人精神。作為創作者在擔負家國重任、時代使命的同時亦力求藝術上的美感,筆者以為這股超脫于時代洪流的執拗亦是詩人徐遲的可貴之處,理應得到更多的理解和關注。因而,筆者希望本次寫作可以借四十年代轉向的徐遲,將時代變革之際一代人的流變特質顯現出來的同時,也可以在對徐遲“否定之否定”特征的探究中,盡情呈現一個任時代、信仰皆無法真正馴服的純詩之魂靈。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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